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注②：不幸的是三环路也终于变成了二环路以前那样。(作者按。)-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天亮以前，我沿着河岸送她回家。而心中仍然怀念刚刚逝去的午夜，于是走进城市之中，找到了中学时代的那条街道，买了半打啤酒，走进游戏机中心，继续我未完的旅程。在香烟和啤酒的迷幻之中，我关掉电话，尽情地挥洒生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家人找到我的FTO。

自从认识那个姑娘以后我再也没看谈话节目。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