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内地的汽车杂志没有办法看，因为实在是太超前了，试车报告都是从国外的杂志上面抄的，而且摘录人员有超跑情结和概念车情结，动辄都是些国内二十年见不到身影的车，新浪的BBS上曾经热烈讨论捷达富康和桑塔纳到底哪个好讨论了三年，讨论的结果是各有各的特点。车厂也不重视中国人的性命，连后座安全带和后座头枕的成本都要省下来，而国人又在下面瞎搞，普遍有真皮座椅情结，夏利也要四个座椅包上夏暖冬凉的真皮以凸现豪华气息，而车一到六十码除了空调出风口不出风以外全车到处漏风。今天在朋友店里还看见一个奥拓，居然开了两个天窗，还不如敞篷算了，几天前在报纸上还看见夸奖这车的，说四万买的车花了八万块钱改装，结果车轮子还没有我一个刹车卡钳大。一辆车花两倍于车价的钱去改装应该是属于可以下场比赛级别了，但这样的车给我转几个弯我都担心车架会散了。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孩子是一个很容易对看起来好像知道很多东西的人产生崇拜心理的人，可是能当教师的至少已经是成年人了，相对于小学的一班处男来说，哪怕是一个流氓，都能让这班处男肃然起敬。所以首先，小学的教师水平往往是比较低的。教师本来就是一个由低能力学校培训出来的人，像我上学的时候，周围只有成绩实在不行，而且完全没有什么特长，又不想去当兵，但考大专又嫌难听的人才选择了师范，而在师范里培养出一点真本事，或者又很漂亮，或者学习优异的人都不会选择出来做老师，所以在师范里又只有成绩实在不行，而且完全没有特长，又不想去当兵，嫌失业太难听的人选择了做教师。所以可想教师的本事能有多大。

我说：你看这车你也知道，不如我发动了跑吧。

后来这个剧依然继续下去，大家拍电视像拍皮球似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完成了二十集，然后大家放大假，各自分到十万块钱回上海。